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唐诗是当时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与诗人生命体验激荡出的浪花，不仅代表了一代文学之胜，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

唐人殷璠认为“文有神来、气来、情来”，唐诗可谓神、气、情三者兼备，故后人喜用“气象”论唐诗，故有所谓“盛唐气象”之说。盛唐气象是由多种丰沛情感充实而成，其气骨核心在于唐人的豪迈气概。

济世报国的壮志豪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尺。除了立德，立功、立言理想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环境。唐代科举制度的兴起，尤其是诗赋取士的选拔人才方式，为士人提供了立功立言的广阔舞台。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在唐代蓬勃而发，“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那是一个“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的时代，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在诗歌中转化为对济世报国的慷慨抒写。

唐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京城长安“五方杂厝”与关中“多尚武节”的文化氛围促使济世报国的理想转化为从军定国的雄心壮志。如杨炯《从军行》云：“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全诗生动地刻画出一位在国家危难面前，毅然决然投笔从戎的书生形象，气盛言劲，壮怀激烈。这样慷慨卫国的誓言始终响彻唐代诗坛。

初盛唐诗坛自不待言，《从军行》《少年行》《侠客行》《出塞》等诗作大量出现，塑造了一大批意气风发的豪杰形象。即使在“气骨顿衰”的中晚唐，尚有“横行十万骑，欲扫虏尘馀”“报国期努力，功名良见收”“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等诗句。这些诗写得爽利斩截，千载而下依然豪气干云。

与从军报国相应的是，唐代诗人对升平之治的讴歌。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经过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力强盛，社会安定，贤相良将在朝在边，呈现出一派升平气象。昂扬向上的时代氛围给予了诗人们礼赞盛世的热情和致君尧舜的政治激情。贤相张九龄在《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中云：“兴化俟群辟，择贤守列藩。得人此为盛，咨岳今复存。”李白《古风》亦云：“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清明政治下，才士多踊跃自效。因此，李白的人生抱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的宏愿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富庶的经济、开明的政治涵养了醇厚雄阔的时代精神。因此，天宝年间虽突遭“安史之乱”，人们依然有信心重整旗鼓，冀望中兴。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饱含着诗人期待重整河山的用意：“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杜甫的《洗兵马》诸诗亦写得雄浑壮阔。这些诗篇展现了盛唐诗人在遭逢危难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不拔之气，在中国诗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个体精神的高度张扬

魏晋风骨标志着中国诗歌史上个体精神的首度觉醒，唐代诗人念兹在兹，初唐陈子昂慨叹其“晋宋莫传”而高倡“骨气端翔”，盛唐诗人在此基础上将个体精神的抒发推上顶峰。

诗中主人公多身富绝才，对自身有着绝对的自信。如王维《老将行》云：“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又如李白自颂其才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杜甫亦自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因此，当他们一时遭遇挫折，仍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

唐代诗人对功业的追求往往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显示了基于生命价值的彻底觉醒。如刘方平云：“忠贞期报主，章服岂荣身。”乔知之云：“持来报主不辞劳，宿昔立功非重利。”陈子昂云：“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张说云：“誓欲成名报国，羞将开口论勋。”薛据云：“丈夫须兼济，岂能乐一身。”他们为自己设计的理想人生道路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基于以身许国、兼济天下的使命自觉，他们的诗中常常充满着孟子所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气。他们可以为实现人生价值舍生忘死。如王维《少年行》云：“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李白《幽州胡马客歌》云：“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同时，他们也不惧直刺时弊。如高适《燕歌行》云：“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云：“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更重要的是，当兼济之志与道义操守相冲突时，他们宁可放弃权势地位，也要保持人格的傲岸。高适辞去封丘尉的原因在于“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杜甫辞河西尉的原因亦在此，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是对此精神的生动诠释。

名山大川的壮游情怀

唐朝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治安良好，功名可期，跃跃欲试的诗人们普遍不再拘于一隅，或辐辏长安，或星散四方，以至走马边塞，积极拓展眼界、增长见识、广阔交游，寻觅建功立业的机会，壮游在唐代蔚然成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是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诗人们在名山大川、绝域风光中游目骋怀、开阔胸襟，砥砺了笔力，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书写着历览的壮美奇观。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王维的《终南山》、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庐山谣》《蜀道难》、杜甫的《望岳》以及岑参的《白雪歌》《轮台歌》《热海行》等诗篇，无不展现了豪迈气概与雄壮山河的完美融合。多方壮游的经历使得诗人胸中自有丘壑，因此，他们在山水诗中常能任意闪转腾挪、变换时空，“驱山走海置眼前”，体现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恢宏气度。唐诗中描绘的壮阔山水，亦是诗人们才情横溢的具体呈现与外在表达，蕴含着他们吞吐大荒般广阔的胸襟。

（来源：《秘书工作》）